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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瑜青，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是，若说卢梭对此完全没有意识则太过武断。[59]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72页。

事实上，众意不同于个别意志，属于相对客观正确的范畴，而非主观性事物，众意对于政治秩序构建的意义，可通过主权：政府：市民社会：公民的连比例给予更精确的表达。后者倡导一种通过法学专家共同体形成一种专业性的民意，通过这种民意实现制度性民意和公众舆论之间的沟通。于是不难发现，在卢梭的共和国里，隐含着一个由交易行为关系所组成的社会层面。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亡。然而，此处的理性可接受性在《事实与规范》（Frankfurt/M, 1992, S. 133）中对应的是理想言谈情境的合意真理观，虽然早在1973年的文章（Wahrheitstheorien, in: Helmut Fahrenbach hg., Wirklichkeit und Reflexion. Walter Schulz zum 60. Geburtstag, 1973, S. 211-266），他已提及合意真理的相对化问题，尽管未详细阐明。

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一个非常关键的冲突，行政权力通过自我理解所贯彻的主权者意志，不再是绝对客观正确的，而是限于行政权力本身而变成一种相对客观的正确性，这是一种类型的客观正确性。（《左传·文公十三年》），若君主专断，则天之爱民甚矣! 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 以从其淫, 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故古代起义者就有了借天意（民意）易君，从而推翻某一家一姓的正当性。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行政能力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发达，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和监视能力越来越强，国家日益体现出超脱自主的趋势。

这种中立性的政治行动者安排可以说是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推演的当然结果。应该说，国家自主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仍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得出国家唯一的结论。是否会发生社会革命就看国家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性，有相当的国家自我行动能力，能摆脱诸多结构性因素的挤压。

将这种国家观带入革命分析，就能充分说明，革命危机的发生关键看国家与国外军事竞争对手关系、国家与国内支配阶级和既有社会经济结构关系。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国家自主性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继续探索和发展。

这使我们看到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行动者的重要性，对革命过程和国家结构转换有了更具体而直观的认识。因此，斯科克波以社会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国家—国际为大背景，探讨了国家变迁时期的制度设计及国家的构建问题，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不是因变量，而是自变量，是一个能对政治、社会、经济与意识观念等资源进行重构的统合者。而对于这种独立性的实际程度与后果，要根据社会政治系统的特殊类型和历史国际环境来分析和解释。这就从而终究走向了生产方式决定观。

但国家自主性实现需要前提，而这个前提主要包括：国际环境压力。在封建中世纪，国家式微，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也就相对沉寂。但是，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革命》一书发表后，在其内含的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基础上，美国兴起了一个组织现实主义国家学派，该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国家强弱。

这种国家建设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自主性的重构：政治领导团体力图重建国家秩序，巩固自下而上的阶级变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改造，提高各自国家对抗和战胜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和自主权。斯科克波虽然承认社会革命使阶级斗争得到集中表现，并导致社会结构的改造，但她更强调启动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绝不是社会紧张或阶级矛盾的暂时反映。

【摘要】瑟达·斯科克波作为80年代推动国家回归研究的领军人物，她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漠视，也不满意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按照这种理论推演，现有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实际上不可能有根本利益冲突。

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等虽然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而且意识到如果国家统治者想要推行各种符合整个支配阶级基本利益的政策，就必须摆脱特殊支配阶级团体和个人的控制。这是国家和支配阶级特定的关系状况使然。其任务是谋求维持国家权力。（三）斯科克波也对国家建设的主导行动者——政治领导团体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是谋求国家权力的集团，把国家看成是实现国内变革，提高本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的恰当工具[1](P236)。同样，斯科克波认为其他考察社会革命的理论流派也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带有社会决定论的色彩。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悠长话题，也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生发的原点。

[1](P65)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危机的发生，外来威胁或挑战是常态，关键看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适能力。一种是各国的实际地位。

二、国家自主性的重构与社会革命在《革命》一书中，国家潜在自主性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是贯穿整个社会革命过程的基本逻辑。首先，关于国家自主性的限度问题，作者在凸显国家重要性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完全否认社会的重要性，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她有点模棱两可。

其初衷是要将国家从抽象的形式、工具和民族文化象征等虚幻形式中剥离出来，而不将国家看成是分析层面抽象想象的产物，或者政治层面上特殊阶级间的关系和斗争，使国家更具分析价值和操作可能。一个组织上团结的国家官员集体的职业化。

对这一过程的分析重在考察创造新的、具有充分国家自主能力的国家组织，斯科克波称之为国家建设。在社会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家结构变革通常既巩固社会经济变革，而且本身也导致社会经济变革。总结《革命》一书的整个论述过程，可以认为，社会革命事实上就是在一种关系结构中，研究国家自主性丧失并进而导致国家崩溃，然后通过新国家的建构，重塑国家自主性并提升国家能力的过程。应该说，作者基本达到了目的：该书在1979年出版后，很快得到学界的承认，成为流行的经典，并在短短的时间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在这个四维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自主组织。制约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因素有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而后者又包括支配阶级、地方政府、军队等制约因素。

从根本上讲，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二者结合演变成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据此，斯科克波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的系列观点：·国家的本质：一种具有自身运行逻辑和利益的自主结构。斯科克波淡化其阶级身份、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色彩，注重其活动而不是社会背景，注重其能否在危机环境中创建和利用政治体制，创造行政、军事组织和政治制度。

而面对从属阶级，国家本身的基本利益也常常促使它对从属阶级的要求做出让步，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可以说，有充分自主性的国家不会发生社会革命。三、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创新与缺失《革命》它以社会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国家－国际为大背景，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这事实上得出的结论是：社会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基于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

[5](P32)从这意义上，她对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力量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决定论，间接的也是一种社会决定论的观点。

而在实践上，要建构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宪法秩序，通过宪政的制度结构抑制国家和社会关系上容易出现的权力非均衡状态与国家行动可能的恣意，保护和激发社会活力。第二种情况具有暂时性。

而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在竞争国家国际体系中，并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外来入侵、争夺殖民地等）常常落败。[1](P10)其实，经济的国家机构和他们的干预方式不是中立的，而是被整合到了资本的运动之中，并且构造了不同利益之间斗争的领域。